广州互联网法院与15家平台共同倡议构建网络音乐版权司法保护新生态

　　侵权主体趋于多样化 短视频、直播等新领域侵权逐渐多发

　　座谈会上，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部门负责人邓丹云，介绍了该院受理的网络音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整体情况。

　　据介绍，自2018年9月2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至2019年9月16日，该院共受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20872件，其中涉网络音乐作品的著作权纠纷为10041件，占比48.11%，约占全部著作权纠纷案件的“半壁江山”。

　　邓丹云称，该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发现网络音乐著作权纠纷案件呈现出一系列特点和趋势。

　　一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作品新的传播途径不断出现，也使侵权主体越来越多样化。例如，侵权主体包括复制或改编者；帮助侵权作品在网上传播的网络音乐平台；擅自将未经授权的作品上传到网络上的网络用户；进行转载或深度链接的网页、微信和微博主体；网络运营商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等。

　　同时，随着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出现，以短视频、直播为代表的内容创作领域的侵权形式，也出现逐渐多发态势。

　　深层链接、云盘秒传 侵权行为复杂隐蔽，新型疑难案件增多

　　该类案件的第二个特点是，侵权行为趋于复杂隐蔽化，新型疑难案件增多。

　　邓丹云介绍，数字时代音乐作品的复制与传播速度快、成本低，侵权行为更简单易行，手法更隐秘，而且遍及互联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。近年来出现的深层链接、云盘秒传等技术，更是极大地削弱了版权人对其作品传播途径和手段的控制，也让盗版者如虎添翼。

　　例如，一些数字音乐平台设置深层链接，聚集起海量曲库，并对链接进行有目地选择、编排、整理，用户可以在点击链接后不跳转或者不实质跳转被链接网页的情况下，就能获得被链接版权内容，导致真正的音乐版权所有者对数字音乐版权失去控制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深层链接技术在网络音乐、视频领域均已引发不少诉讼。“盗链盗播”的模式被称为网络“寄生虫”。侵权平台自己不采购版权、不架设服务器，使用其他平台的资源为自己服务，截流了用户和广告，给有数字版权的平台带来损失。

　　打包维权、批量起诉 商业维权案件数量激增

　　网络音乐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第三个特点是，商业维权现象普遍，导致该类案件数量激增。

　　邓丹云介绍，市场上有版权代理服务公司、版权专门维权机构或知识产权律师，与著作权人之间签订著作权转让或许可协议，获得某些著作财产权，或通过风险代理和利益分成方式等，对著作权维权事务进行打包，以权利人名义进行规模化证据保全后大批量诉讼，分享诉讼赔偿款，形成著作权维权产业链。

　　如某公司从其他唱片公司受让取得某些音乐作品著作权后，起诉各大音乐平台和装有音乐播放器的手机商的案件，就高达9823件，占所有音乐类著作权侵权案件比例超过98%。

　　邓丹云称，网络音乐著作权纠纷还展现出权利主体众多、实际权利主体难以查清、授权链条容易存在瑕疵，甚至作品经互联网平台层层交易后、谁是最终权利人往往一团迷雾等特点。

　　在赔偿方面，原告方往往只能证明被告方存在侵权行为，但无法给出自己的实际损失或被告违法所得证据，因此，几乎都是请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。

　　另外，在网络环境下，以视频直播使用背景音乐为例，网络用户对音乐作品是在“合理使用”，还是“商业性利用”的界限，变得模糊，也容易形成侵权。

　　倡议：共同构建协商、调解、诉讼三级维权机制

　　不提倡未经自行协商或社会调解，径行提起诉讼的维权方式

　　座谈会上，广州互联网法院作为发起单位，与会的各大知名网络音乐平台、硬件设备制造商等15家机构作为共同倡议人，签署了一份《规范网络音乐作品授权和保护的倡议书》。广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田绘宣读发布了该《倡议书》。

　　《倡议书》披露，为公正高效解决网络著作权纠纷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，多维保护互联网文化产业智力成果，参与倡议各方共同认为，全社会应当树立合理索赔、主动赔偿的诚信解纷理念，立足自行协商、社会调解、司法救济三种解纷手段在矛盾化解中的功能与定位，共同构建以协商、调解、诉讼手段的合理运用为内容的诚信解纷三级维权机制。

　　《倡议书》提出，始终将自行协商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一选择。权利人发现作品被侵权后，应当首先选择协商手段解决纠纷。主动与使用人沟通，告知侵权情况，提供权属证明，以合理赔偿数额进行索赔。

　　充分发挥社会调解在网络著作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。鼓励协商索赔未果的权利人，依托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，根据该平台的规则，通过和解、调解等非诉方式解决纠纷。

　　坚持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最终法律途径。不提倡未经自行协商或社会调解、径行提起诉讼的维权方式。权利人未经与使用人协商径行提起诉讼的，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诉讼必要性、是否具备协商条件等因素，判断权利人所主张的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开支的合理性。

　　另外，《倡议书》还倡导实行诚信诉讼承诺制度，加大对拒不赔偿侵权人的惩治力度，以及支持法院参照示范案例推动调解等。 (吴笋林 王瑜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