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风控部门转变成产品支持部门 互联网法务大战之后360的大调整

张昊

范勇领导的法务团队终于改名字了，尽管大多数的360员工都没觉察到这个变化。但从风控部门转变成产品支持部门这件事，360董事长周鸿祎已经在内部暗示了好几次了，“他觉得我们有时候反而是在阻碍公司的发展，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。”范勇说。

至少他在逼着自己去转型，以前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在打官司上，而现在他更像是一个产品经理。现在跟他角色类似的人已经很多了，甚至跟诉讼团队的人一样，有七八个。他们天天和产品线的研发人员泡在一起，“以前只是审下合同，现在跟产品，要一点一点得过。”范勇提到他以前做怕了的事情，“一边坐着律师，一边坐着工程师，同样一件事，两边的逻辑看上去却像两件事。”

让他可以放手去做的本质原因就是，越来越多像洪程宇这样的专业法官跳出体制，加入进来。洪程宇原来是西城法院资产庭的副庭长，现在则是360法务部的副总监，专门负责诉讼这一块。“这并没有太必然的联系，但也正是从这两年开始，互联网公司的法务部专业了许多。”范勇所说的正是法官的“离职潮”，2008年至2012年间北京市法院招录了2053人，但流失人员总数达到了348人。江苏更严重，2008年至2013年间共有近2000名法官辞职。

国家司法改革所提倡的“员额制”让很多年轻法官看不到希望，而像360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又在大批地引入具有相同背景的人才。“高层越来越明白法务的重要性，那么谁还能比这些法官更专业呢？”范勇的诉讼团队如今几乎一水儿的法官背景。

结果就是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就必要把位置“让”给这些后来者，然后逼着自己去转变角色，“老周（指周鸿祎）早期还不确定在内部建立法务有多大的必要性，但现在他很坚决，自己的团队，认同感很强，所以我们要提供更多的价值。”范勇依然是法务部门的总监，但其实从人数构成来看，诉讼只占到三分之一。临着他们工位的还有知识产权部门，他们也同样有着一支庞大的队伍……

博弈

中国互联网公司之间的法务战已经极度常态化和复杂化，这是2008年所无法比拟的。当年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公司法务圈里广为流传。证人在庭审时出示了一个证物，据称是被告受邀参加原告公司活动时获取的一个纪念品，叫做“××公仔”。结果公诉人提出异议：“我们讲的是‘非法下载’，而不是‘非法公载（公仔）’！”

甚至在范勇三年前刚刚加入360时，境况也好不了太多。他最早给外企做法务服务，跨国公司对法律的尊重感是极强的，在它们的行政流程里，法务往往有最终的权力去说“No”。而在一家民营的互联网公司，它的思考逻辑是如何能让自己活下去。所以，很多极端但真实的场景是他完全没见过的，比如有公司就直接通知警察过来搜剿“赃物”。

“3Q大战”的法务总结在内部分享了无数次，其实范勇自己有时候也很纳闷，“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这么过激？除了诉讼，还有那么多可以在中间协调的政府部门。”但周鸿祎不断地在提醒他们，如果你不做任何事，可能360明天就不在了，“过去几年，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公司倒下，通过正常渠道去维权，但最终获得的判决来得太迟了。”尤其是像360这样的公司，几乎涵盖全品类业务的竞争，它势必会成为一个“靶子”。

内部在这件事上总是容易表现得迟钝，周鸿祎早期总是会因为自己在微博上的言论而遭到名誉权的诉讼，而且总输，他自己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说的是真话却还输了官司。更不用说那些缺乏法律意识的工程师了，他们根本不会去把产品和法律联系在一起。

百度“插标案”也同样在内部被反复提及。这件事其实很简单，360为了“维护用户的权益”，会在百度的搜索结果中，把他们认为的虚假广告、木马网站等标记出来。结果360输了官司，虽然他们在二审结案时又提出了再审。

法院的结论是“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”，简单地说就是如果这事不是纯公益的，就没必要去干扰别人的正常运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360的产品团队做插标完全是公益，但他们“多此一举”地推广了360浏览器。

范勇在360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“插标案”的二审，他执意要提出再审，并不是希望翻盘，而是想借此告诫管理层以及产品团队，是你们对法律的忽视才导致了这个结果。

从2013年开始，360的诉讼果然直线上升。在2012年时，他们全年的诉讼量只有12起，而隔年就变成了72起，到了2014年，更是到了105起。范勇的团队也是在这个阶段，人数激增至原来的几十倍。

升级

大的互联网公司开始愿意在法务上投入巨资。阿里巴巴在前年就愿意投入6000万用于“双十一”的打假行动，而法务的负责人俞思瑛位居副总裁，也是阿里30个合伙人之一。腾讯的法务团队在2012年进行了第二次大的调整，他们把法务分拆成法务综合部、知识产权部、合规交易部三个部门，还提出法务在公司的整体运营中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主动的，而不是被动的。

法务人才也不再是稀罕货。2008年，阿里巴巴想要招聘一个全职的电子商务法方面的高级研究人员，但找了一圈也没合适的。后来，他们找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的研究员张樊，他不想放弃体制内的待遇，阿里巴巴急了，“能不能推荐个人给我们？”张樊后来感叹说：“我想想周围的人，硬是没想起来一个！互联网法律方面专门的律师和研究者都太少了！”

洪程宇在做法官时，碰到互联网方面的案件并不多，他也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去判决。“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是1993年通过的，早就不适合现在的环境了。”他说，“大部分的互联网诉讼都会被归结到《反法》第二条，所谓的诚信原则，这其实很虚。”

现在的环境要比那时好得多。360内部的研发团队现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起诉“素材库”，几乎能占到整体的一半，这还不包括同样占据较大比例的风控团队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关注竞品的动态，以及网上各种对360不利的言论。

“他们是最专业的，积极性也很高，每天都会给我们提供素材，虽然被采用的比例可能只有一半。”范勇说。

整个公司的法务流程算是基本成型了，范勇才有精力去思考法务的“新价值”到底在哪里。

“之前大部分的案件都属于商业诋毁，说白了，很多事情或许都有更好的选择。”范勇说，“这就像我在你们家门口放了一盆花，喜欢的会认为你是好意，而不喜欢的就会往歪处想。比如我们插标本来是希望能帮助用户，只是我们不该顺带去推广浏览器。结果那个诉讼结束之后，百度甚至自己都会去做插标。”

“所以，极端情况下，我们能不能在事情发生之后，第一时间跟百度的法务部取得联系，把这件事解释清楚，那么就不会有诉讼了。”范勇很多事情都还没想清楚，这毕竟是一个理想状态，360也是一家有“冲锋式文化”的公司，“当利益足够大时，法务就会是一个足够强大的‘武器’，每家公司都会匹配最好的资源在上边。”